一个流亡导演的《自由行》:只要找到自由,创作永远是独立的

何谓「中国人的情感」?出生於上海,流亡於香港,导演应亮的「中国独立电影工作者」身分已成过去式,从低预算自制走向国际合制模式,试图在欧亚之间另辟一条创作途径。在电影《自由行》中,他冷静内敛拿捏介於局内和局外间的距离,探问自己中国流亡者的身分认同。对他而言,人会处於流亡状态,但只要找到自由,创作永远是独立的。

认识应亮是2016年四月的釜山短片影展,他睽违四年的新作《九月二十八日‧晴》是开幕片。在那之前,对於应亮的印象是,虽然题材多讲亲情,但作者态度异常愤怒,首部作《背鸭子的男孩》即有一种非要和父辈恩怨一刀两断的决绝,改编2008年真实发生的「杨佳袭警案」而遭中国政府查禁的《我还有话要说》则把这样非切割不可的情绪从世代、家族提升到「个人对抗国家」的层次。

该片在2012年南韩全州影展首映之後,上海市政府试着向拥有版权的影展方购买版权未果,随後正式起诉应亮,待他回国便要逮捕,当时在香港演艺学院当驻校艺术家的应亮,便与妻子彭姗以「流亡者」身分滞留香港,2018年才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证。

就创作脉络来看,从2005年《背鸭子的男孩》到2012年《我还有话要说》是应亮的中国独立电影时期,这段时间他策展办活动、拍摄低预算独立电影、挑战中国的审查制度;2012年被禁止返乡之後,他花了四年调适流亡生活,直至2016年才以讲述香港雨伞运动的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回归创作。

在《自由行》开场,故事主人翁杨枢应南台湾电影节之邀来台,记者问她流亡香港多年的想法,她回答「香港是我的家了,我正在筹备一部长片,一个雨伞运动中的家庭故事。」稍後杨枢在饭店中见到许久未见的母亲,她对母亲应付中国籍随团领队那种小心翼翼极其客气的态度不置可否,领队离开後,母亲回头念她「你真是越来越像香港人了。」随後将五年前公安去家里讯问时录下的音档交予她。

杨枢便是应亮,但杨枢又不全然只是代表应亮,这是《自由行》最微妙的地方。2016年认识应亮,我说自己住高雄,他听了马上转头跟老婆(彭姗不只是应亮电影中的偕同编剧、监制,有时也演出,例如她在《自由行》便扮演那个急躁的随团领队)说後座这位影评人来自高雄,随後再向我解释高雄对於他们家有特别的意义。

在釜山短片节结束之後的半年内,应亮数度造访台湾,先是担任金马奖纪录片类初审委员,然後带着片子参加高雄电影节和南方影展分别为他举办的焦点导演专题,还出席金马奖颁奖典礼并以《九月二十八日‧晴》拿下最佳剧情短片奖。

同一年底(2016),他把高雄、台湾对於他的生命意义落实成为拍片计画,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间,分别拍成黑白短片《妈妈的口供》(2017)及彩色长片《自由行》(2018)。这一短一长两部作品,角色相同、事件相同,但是结构不同、观点不同、情绪氛围也不一样,短片藉由返回中国的母亲之口向公安陈述台湾行发生了什麽事,长片则是从女儿视角省思自己的流亡状态。

虽说取材自身流亡经历,但要说《自由行》是自传电影也不尽然,应亮将主人翁的性别换成女性,配偶的身分从中国改成香港,随团来台旅游的对象则从导演的岳母换成导演的母亲,人设更换既让电影变得没有那麽对号入座,也把身为创作者的应亮拉远了些,而得以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让电影不会流於单一情绪而更形丰富、立体。

事实上,自2016年《九月二十八日‧晴》开始,无论是拍香港在地的雨伞运动故事,还是把自己为了省亲而选择高雄做为「第三方地点」展开自由行的经历改编成电影,应亮迈入新的创作阶段,他的「中国独立电影工作者」身分已成过去式,如今他被冠上「流亡导演」称号,香港生活是归零重新开始。

流亡这两个字,给人一种悲情、东躲西藏的错觉,好像信手捻来就会拍出一部政治惊悚片,但我初看《九月二十八日‧晴》的感觉,却是发现应亮怎麽变温了,这个「温」不是我在评论中常批评台湾电影往往流於温情主义的那个「温」,是温和的「温」,是温暖的「温」,更是温柔的「温」。

应亮以前非常愤怒,作品甚至带有一种就是要逼着你直视生命残酷的激烈与独断,也许是流亡生活磨掉了他的锐气,也许是年纪到了一个阶段加上当了父亲於是人生有不同体悟,即便《九月二十八日‧晴》和《自由行》的女儿角色都还是(对於无法撼动的政治现实感到)愤怒的,但应亮的流亡者身分,在他和所要讲述的议题之间拉出一个空间、一层距离,介於局内和局外之间,更为冷静内敛,也更加宽厚成熟。

所谓流亡,通常是一种因着政治迫害而导致的失根状态,如果把唐书璇执导的《再见中国》(1974)、许鞍华执导的《胡越的故事》(1981)都纳入这个范畴,那麽《自由行》就是自21世纪中国崛起後对大华语区影视产业产生强烈主导性以来,最重要的华语流亡电影。

在全球化时代,可以靠着网路联系彼此,对於一个流亡者来说,地理空间上的阻绝、局限便不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在於心理和精神的层面。杨枢见了母亲,才知道自己流亡以後,老家要被拆迁,父亲要被迁坟,母亲淡淡地说「就只当为国家做贡献了。」接下来两人出现如下对话:

杨枢:这不是赔偿的事吧?拆了就拆了吧!
母亲:那怎麽能行呢?你还真当自己是香港人呢?
杨枢:我把自己当哪里人,跟这件事情也没有关系吧?
母亲:搬还是不搬,所有事说到底都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对不对?

这应该是整部《自由行》最激烈的一刻,甚至比後来母亲昏倒送医,杨枢心生不如带着母亲去香港的念头还要扣紧人心。应亮本人出身根正苗红的老干部家庭,祖父母都是做官的,父亲在国企当经理,母亲也是公务员,应亮11岁时,其父曾卷入政治风波而坐了三年半的冤狱。

《自由行》剧照。(图/公视提供)

在《自由行》中,应亮透过录音档里公安之口,把杨枢的外祖父母在1957年时曾被关在农场(意指文革时期曾经遭受迫害)、其父在30年前有过案底、以至杨枢因为拍了一部揭短的片子而流亡海外,横跨半个世纪的三件事情混为一谈,就此认定杨枢如此仇恨社会及政府的心理其来有自。

在各界名人动辄因言语不小心伤害到中国人的玻璃心,忌惮中国报复而屡屡被迫道歉的今日,应亮拍《自由行》除了反映自己心境和生活,更重要的是用创作去抵抗这样从举报、众人挞伐以至自我批判,无处不在的「21世纪红卫兵」现象。

如果香港是暂时的栖身住所,那麽高雄在《自由行》里头便是应亮渴望逃脱这场困局的魔幻之地。杨枢的妈妈参加的旅行团中,有个男子陪着行走都有困难的老父亲远道来台,不是为了游山玩水采购土产,为的是追忆1949年来到台湾却被国民党枪毙的亡父过往生活足迹。

虽然只是很小的顺带一提,但这对父子对应主人翁一家,再加上主人翁与不同计程车司机的车上闲聊,没想到这麽一趟一点都不自由的自由行,竟然连结了两岸三地的过去和现在,划出时代的轮廓。面对政治与现实,应亮的抵抗方式,没有哭天抢地,亦非血气方刚,却只有划清界线。

在游览车内,好不容易找到私下讨论的时机,母亲告诉杨枢,当年丈夫遭逢冤狱面临刑责,便主动提出与妻女断绝关系,而杨枢则把五年前没写完的那封自我检讨信念给母亲听,关於那封信,当初不是因为担心被迫害才写,而是基於所谓的「中国人的情感」而写。

「中国人的感情」是什麽?主体不是中国,而是人的情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必须要拒绝你,这样才是真的爱护你。」自我检讨也好、划清界线也罢,从另一种角度来看,都是化被动为主动,都是基於守护对自己极其重要之人的爱。原来「中国人的感情」,不是国家民族至上,不是乡愿包庇、脆弱易碎却不容质疑,而是相互体谅,是同理心,是为所爱的对方着想,是不惜一切的自我牺牲。

自2009年开始,应亮逐渐从低预算自制走向国际合制模式,《蝴蝶的颜色》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支持,《我还有话要说》由南韩全洲影展出资,《九月二十八日‧晴》的出品方是荷兰鹿特丹影展,《妈妈的口供》的出品方是「高雄拍」及台湾公共电视,而《自由行》除了台湾公共电视,还要再加上香港高先电影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影公司。

应亮的「九十分钟电影工作室」从中国独立电影圈出走,除了与国际影展合作,也试图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找出一条新的创作路径。耐安饰演的母亲在《我还有话要说》最後有话要说,但她饰演的另一位母亲到了《妈妈的口供》面对公安已无话可说(I Have Nothing to Say 正是这部短片的英文片名)。

杨枢在《自由行》的最後,不说自己是香港人,而以异乡人自称。创立於2005年已累积五部长片和五部短片成果的「九十分钟电影工作室」不再代表中国,人会处於流亡状态,但创作不会,只要找到自由,创作永远是独立的。

|播映资讯|

  • 《自由行》A Family Tour
    (详情 请按此)

    时间:6/6(日) 22:00 公视首播/公视+同步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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